克里普克在《維特根斯坦論規則與私人語言》(下簡稱《規則》)之中對于“私人語言”的詮釋也許是迄今為止在這個主題上最為深刻的論析之一。其重要的意義就在于拓展了這個問題的范圍，并進而思索“語言自身如何可能?”(“語言如何能表達某種意義?”)這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深入的解讀表明，他所提出的問題及其所啟示出的可能解決方案都與梅洛-龐蒂在其名著《世界的散文》(下簡稱《散文》)之中對于語言問題的探索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對于此種關聯，學界似乎鮮有人關注，但卻具有進一步探索的價值：首先，它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梅洛-龐蒂的語言哲學(本文的重點在于對《散文》進行重新詮釋)①;其次，它有助于我們反過來深入理解“私人語言”難題，而且，“間接語言”這個概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克里普克所提出的既有的解決思路;第三，這個比較研究② 也可以進一步揭示兩大思想流派在對語言問題的思索方面的深刻異同。

　　一　“私人語言”的悖論及克里普克的分析

　　(一)維特根斯坦的“悖論”

　　不妨將《規則》之中的思路歸結為：從“遵守規則”的角度來重新闡釋并進而解決“私人語言”的問題，再把它進一步拓展到一般語言的意義問題。

　　在全書的開始，克里普克首先引證了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第201節之中所提出的“遵守規則是不可能的”這個悖論。他通過一個算法的例子來深入分析這個核心難題。之所以選擇算法，無疑是因為算法規則往往被認為是“規則”的最為嚴格、精確的理想形式。在下一節之中，我們將看到，算法問題也恰恰是《散文》之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這當然絕非偶然。

　　克里普克舉了一個很簡單的“加法”的例子：比如，當我們進行“68+57”的運算之時，我們事實上總會得出“125”這個“正確”答案。但維特根斯坦的悖論并不是針對事實(這是無意義的)，而是在“判據”(或“確證”，justification)的層次之上提出的：即，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你得出這個結論是遵循著何種“規則”?或，有沒有一條明確的、單一的“規則”對你的計算給出了最終的“確證”?

　　一種可能的辯護是：我在“過去”進行“加法”(plus)運算的時候，總是遵循著同樣的規則，所以，我在“當下”所進行的計算也“理所當然”地遵循著這樣的規則。但是，稍加反思就可以認識到，這個“理”并不是“當然”的。因為，很明顯，在遵守同一規則的行動背后，隱含著的是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這個規則是怎樣在時間之中維持“同一”的?或，當我從“過去”(總是有限的(finite)情境)轉向“當下”(“新”的情境)的時候，我怎樣確證這個規則是“同一”的呢?

　　可以再度作出辯護：plus這個符號(“+”)在從“過去”到“當下”的轉化過程之中保持著“同一”的“意義”(meaning)。但是，在這個環節上，克里普克結合維特根斯坦的論證提出了最為致命的“懷疑論”證據：上面的這個辯護不能成立，因為，對于“+”這個符號在“過去”的“意義”，始終可以進行無限種可能的解釋③，而且，更為關鍵的是，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根本性的“事實”(facts)能夠“確證”我們到底是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個符號的。④“我可以對一個加法問題任意給出任何新的答案，因為，我總能適當地(appropriately)解釋我在過去的意向(intention)。”[1](p. 32)

　　我們可以把這個算法上的結論進一步拓展到一般語言的范圍之內：不僅僅對于算法符號可以進行此種釜底抽薪的質疑，實際上，“懷疑論”的思路對于所有的語言符號都有效力。用一種極端的形式來表達就是：給定一個詞(比如說“桌子”)在“當下”的含義，我們將永遠無法從(“內在”或“外在”的)“事實”中得到任何最終的證據來判定、“確證”我們是否在過去也在“同樣的”含義上使用這個詞。或者，用更為普遍的界定來說：不可能對我是否確實意味著某個“意義”給出一個先天的(a priori)規定、規則。

　　而且，這個懷疑還可以在時間的向度上被進一步推進。正如在“過去”沒有任何的“事實”能夠確證我在“當下”所意味的到底是何種意義，同樣，在“當下”也沒有唯一的規則可以決定此種“意義”向“未來”的新的情境的拓展運用。很明顯，針對“過去”的論證也同樣適用于“當下”：對于“當下”的“事實”，也已經有無限種可能的解釋敞開著了。[1](p. 55)因而，在懷疑論的重重逼迫之下，“意義”在時間的三個維度(“過去”→“當下”→“未來”)之間的“同一性”似乎都成為嚴重的問題。但是，如果這個“同一性”不能確立起來，那么，我們又怎樣能用語言來“表達”某種“意義”呢?

　　(二)對“懷疑論”的解決：規則的同一性的“確證”

　　以上的“懷疑論”推到極致，就是對“意義”與語言自身的懷疑。

　　要想解決這個“悖論”，必須回到維特根斯坦對于“私人語言”這個問題的解決方式。克里普克首先列舉了某些其他學者對于“私人語言”所作的重要分析，但他指出，這些分析都有著難以克服的問題。對此，本文不擬展開。我們還是直接切入他自己的解決路線。

　　頗為令人詫異的是，他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正是借助休謨，而休謨似乎又是令維特根斯坦感到非常隔膜的哲學家之一。不過，仔細品味休謨的論證，確實發現他和維特根斯坦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近緣性。

　　首先，二者所關注都是規則在時間之中的“同一性”的問題：只不過休謨所關注的是因果性的“法則”(兩個事件在“過去”的恒常聯結怎樣能夠決定它在“當下”的有效性)，而維特根斯坦關注的則是更為根本性的“意義”的難題。

　　其次，二者的解決思路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休謨恰恰把自己的方案稱作“懷疑論式的解決”(skeptical solution)。在他看來，單獨的兩個事件(比如a和b)之間當然不存在“因果關聯”(causation)(僅能說a先于b)，而只有當它們分別作為兩類事物(A-type，B-type)之中的具體實例(instances)的時候，此種關聯才有可能成立。因而，聯結的“恒常性”(regularity)是存在于“類”之間、而非“個體”之間的。[1](p. 68、pp. 109-110)同樣，維特根斯坦對“私人語言”進行拒斥的思路也是相當類似的：即，僅僅從一個單獨的個體的角度出發，是無法確證意義規則的“同一性”的。

　　當然，這種相似僅僅是表面性的。關鍵之點在于，應該從維特根斯坦自己的思想轉變(從《邏輯哲學論》到《哲學研究》)的過程去理解其解決策略。概言之，在克里普克看來，這種轉變即是從語言的“真值條件”(truth condition)轉向“可斷言性條件”(assertability condition)(因而即是一種“確證條件”(justification condition))[1](p. 74)。在《邏輯哲學論》中，陳述句的“意義”即在于它與某種基本“事實”之間的一致性的關系。但是，上一節的論證已經揭示，沒有任何一種語言之外的“事實”能夠對語言自身的“意義”提供最終的“確證”。更重要的是，對于任何“意義”的“斷言”(assertion)或否棄(denial)(比如，到底我們用“+”這個符號所意謂的是plus還是quus)都必然要在某種“特定的情境”(specifiable circumstance)之中才能夠實現。此種情境就是遵循著某種規則而展開著的“語言游戲”。

　　“語言游戲”的特征就在于，它總是在某個“群體”(community)之中才能夠展開。因而，僅僅從個體的角度出發，是沒有辦法對是否遵循某種規則進行最終“確證”的。此種“確證”只有在“類”—“群體”之中才有可能實現。因而，“私人語言”是難以成立的。

　　換言之，確證規則的起點不再是個體，而是“群體”。⑤ 當且僅當我們能夠把一個個體置于某個語言游戲的“群體”之中，我們才能判斷他到底是否在遵守某條規則。比如，克里普克舉了兒童學習算法的例子：固然，從其個體的角度上來說，我們無法斷言他到底是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個符號，但是，從我們所處的“群體”(比如，假設我們都接受plus這個規則)出發，我們就可以從兩方面進行判斷——當他未得出和我們相一致的結果之時，我們就應該糾正他;當他最終得出和我們相同的結果時，我們就說，他學會了規則，或，他已經在遵守規則了。因而，遵守規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遵循著相似的“生活模式”(life style)，當我們把某種“意義”歸屬于某個個體的時候，也就同時把他接納進我們這個“群體”之中。[1](p. 95)當某人一旦被接納進我們的群體，我們總是傾向于“預期”他會得出和我們相一致(in agreement)的結果。

　　可以進一步把這里的結論推向普遍性的語言問題。在維特根斯坦看來，私人地遵守規則是不可能的;那么，我們同樣可以說，從語言的角度來說，私人地“表達”某種“意義”也是不可能的。這恰好是《散文》之中對語言進行探索的起點。

　　二　“可見”(visible)與“不可見”(l' invisible)：從“純粹語言”(langage pur)到“間接語言”(langage indirect)

　　(一)“純粹語言”的幻象

　　在《散文》的一開始⑥，梅洛-龐蒂所提出的問題與克里普克是極為相似的：語言作為有限數量的符號的集合，卻可以用來表達那些無限數量的新的事物。這種從“有限”(“過去”)向“無限”(“未來”)的“跳躍”(leap)是怎樣可能的?⑦ 這恰恰是全書所要關注的語言之謎。

　　也許并非巧合的是，梅洛-龐蒂首先也通過“算法”(l' algorithme)來提出問題。“算法”系統的提出可以被理解為此種努力的極端理想化的形式：即“原則上(en principe)確信，能夠在每一時刻都通過訴諸于那些最初的界定來完整地對它的陳述進行確證(justifier)”[2](p. 3、9)。(著重號為本文作者所加⑧)很明顯，這個問題的提法與維特根斯坦的“遵守規則”的難題是異常相似的：二者所關注的都是從“原則”上對“意義”在時間之中的拓展進行“確證”。

　　在梅洛-龐蒂看來，之所以說“算法”是一種“理想形式”，就是因為，作為一種人工構造的語言，它在符號(signe)與其意義(signification)之間確立了一種“單一的”(“毫無歧義的”)關聯。而這就確保了：當我們在任何一個時刻使用這個“符號”的時候，我們所意謂的恰恰就是那個已經被先天規定了的“原初的意義”。因而，確實可以說，“在這一語言中已經寫下了我們全部的未來的經驗”[2](p. 5)。而這也就等于明確宣布了，可以在“意義”的從過去→當下→未來的使用之中確立起一種先天的、一致性的規則。

　　但是，他接下來卻指出，此種“普遍語言”(或“純粹語言”)的理想形式最終所導致的無非是語言自身的“消匿”：

　　首先，在我使用的符號與我的思想(某種“內在狀態”a)之間存在著某種先天的、一致性的、唯一的關聯，而“表達”(exprimer)無非就是把此種思想外化于與它相對應的符號之中。同樣，對這個符號進行“理解”的他者所做的也只是從這個符號之中提取出相對應的“意義”(轉化為他頭腦之中的某種相對應的“內在狀態”a’)。所以，溝通雖然是以語言為中介的，但是，其作用卻是次要的，我們甚至可以說語言“不表達任何東西”[2](p. 7)，因為，溝通之中所發生的無非是同一的意義在不同的心靈之間所進行的封閉的“循環”。

　　由此，我們可以區分兩種語言：“被言說的語言”(langage parlé)和“能言說的語言”(langage parlant)。前者即上面所說的以算法為理想形式的“純粹語言”，梅洛-龐蒂又稱其為" langage après coup" ⑨。而后者則是在“表達”的真實時刻所產生的語言：在這個時刻，語言不再是一個透明的、次要的中間環節，而是新的意義得以生成的真正中介。作為“符號”，它不再象“純粹語言”那樣僅僅導向某種既定的、先在的“意義”，而是“把我引向我已經知道的東西之外……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那些符號的通常含義，它們就像旋風一樣把我卷向我將要通達的別的意義”[2](p. 11)。因而，如果說“被言說的語言”是“表達”的起點，那么，“能言說的語言”則進一步改變了符號和意義之間的“既定”的關聯，將“表達”推向“新”意義的創造的時刻。⑩

　　這里，完全可以借用上一節的分析，稱“被言說的語言”為“過去”向度的語言，稱“能言說的語言”為“未來”向度的語言。因而，這里也同樣涉及到兩個相關的問題環節：一是從“過去”向“當下”的“意義”運用的同一性的問題，另一個就是“當下”的意義如何在“未來”的情境之中維持同一并進而創造出新的意義。(11)

　　這里體現出的似乎是克里普克和梅洛-龐蒂之間的一個重要差異：前者更為關注“意義”在時間的拓展過程之中的一致性的“根據”(“確證”);而后者似乎更為關注新意義是怎樣從“既定”的意義之中產生的。

　　但是，這種差異毋寧說僅僅是表面性的。更恰當地說，這兩個環節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能僅僅從某個單一的側面去解析克里普克或梅洛-龐蒂的思路，原因如下：

　　首先，在克里普克對維特根斯坦的“懷疑論”的分析之中，已經為“未來”的種種新的“意義”的產生留下了開放的空間。這里的“開放性”有著雙重含義：一方面，從“過去”的、“既定”的意義的角度來說，雖然我們可以列舉、“自由利用”所有那些既有的“意義”，但是，根據懷疑論的立場，不存在任何一種最終的“事實”能夠使得我們“確證”在“過去”(甚至在“當下”)使用某個符號時確實意謂的是某個(而不是另一個)“意義”;另一方面，從“未來”的向度說來，一旦我們把當下的“既定”的意義向“未來”的時刻進行拓展，就立刻陷入到一種難以擺脫的“不確定性”、或“困境”之中(12)，即，我們可以對“當下”的所有“既定”的意義進行無限種開放的、可能的解釋(13)，而這當然也就意味著，我們可以進一步“構造”出新的解釋，從而“構造”出新的意義。

　　其次，從梅洛-龐蒂的思路來看，他的論證的起點似乎恰恰是克里普克論證的終點：即，“群體”之中所確立起來的對“遵守規則”進行“檢驗”的“標準”(criteria)。梅洛-龐蒂正是從這個起點出發進一步揭示語言的“表達的時刻”的(14)，但是，他首先必須要闡釋的恰恰是此種創造是如何可能的。如果我們進行“表達”的“起點”只能是“被言說的語言”，那么，新的意義到底又是怎樣產生的呢?——仔細推敲文本，我們發現了梅洛-龐蒂所使用的一個看似不起眼但卻非常關鍵的詞" recoupement" 。這個名詞衍生自動詞形式" recouper" ，這個詞的奧妙就在于，它既有“核實，印證”的意思，但同時又有“重新劃分”和“重新分配”的含義，而這雙重含義也就恰恰揭示了“意義”本身的雙重向度：一方面，從“既定”的意義的角度來說，確實存在著“過去”的意義在當下的“確證”的問題(“核實，印證”);但，另一方面，“重新分配”所強調的又恰恰是對種種既定的“符號”與“意義”之間的關聯所進行的重新的“安排”、“整理”，也即，進行重新的“解釋”，制定“新”的、可能的規則——此種“重新-”(re-)的運作是不斷展開的、無限可能的，因而梅洛-龐蒂接下去用的動詞正是" se multiplier" ，即，“不斷地自我增殖”。

　　不過，克里普克實際上已經暗示了新的意義的創生過程：比如，雖然在我們當下所歸屬的某個既定的“群體”之中所廣泛采用的檢驗規則是plus，但是，我們完全可以設想另一個遵守quus規則的群體。同樣，梅洛-龐蒂也在相似的意義上說，“作家……觸動已經在我們身上的那些含義，并使它們產生出陌生的聲音來。這些陌生的聲音最初表現為虛假的或不和諧的，然后作家如此成功地使我們歸順到他的和諧體系中”[2](p. 13)，這段話和克里普克的論證是極為契合的：

　　首先，雖然我們已經在某個群體之中遵循著既定的意義規則，但是，根據維特根斯坦“懷疑論”思路，這種“遵循”難以從根本上排除無限可能的新的解釋(“陌生的聲音”)(15)，盡管這些新的解釋在當下的群體之中當然會顯得“虛假”、“不和諧”。克里普克同時指出，對這些新的變異的可能性，群體可以采取兩種態度：一是馴服(“訓練”)并最終使它歸順于群體之中(比如對于兒童的教育)，二是把它排斥于群體之外(把它貶斥為“瘋狂”、“非理性”等等)。

　　但是，梅洛-龐蒂的思索則更進一步，他想思索的是某個(些)個體怎樣能夠擺脫既定的群體，加入(“歸順”)另一個群體，遵循另外的、新的意義法則，并進而把新的群體“接受為我們自己的”。實際上，“歸順”的法文詞是" rallier" ，而這個詞的意思是“重新集合，團結”。只有從上面對于“私人語言”之不可能性的論證出發才能理解這個詞：新的意義規則的確立(“確證”)單靠作家的個體是不能最終完成的，而一定要通過與其他更多的個體“團結”起來、建立起新的“集合”(“群體”)才能不斷實現這個任務。所以，新意義的創造的“起點”也許確實是個體，但它只能在某個群體之中才能夠得到“確證”。

　　當然，和克里普克不同，雖然梅洛-龐蒂也明確拒斥“內省的幻想”，但他卻進一步把確證規則的“一致性”的基礎置于個體之間在身體層次之上的“互通性”。在維特根斯坦的“懷疑論”的批判之下，這個立場是很難被接受的，因為這等于進一步對“表達”提出了某種存在論上的“解釋”和“說明”。(16) 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認為，獨立于此種存在論背景來探討其“表達”和“意義”的學說，至少是可行的。而我們在克里普克和梅洛-龐蒂之間所進行的比較也是始終在語言的層次之上展開的。

　　(二)間接語言

　　前面已經指出，克里普克論證的終點恰好是梅洛-龐蒂探索的起點：語言自身的變異和創造。梅洛-龐蒂進一步把這種創造描述為：“語言同等地借助于字里行間和字詞本身進行表達，同等地借助于它未說出的和它所說出的進行表達，這就像畫家同等地借助于他畫出的線條和他精心設置的空白。”[2](p. 47)這里，他用其后期的一對重要范疇來解釋任何真正的“表達”(比如語言、繪畫)都內在包含著的兩個相關的維度：即“可見”(說出的言語、畫出的線條)和“不可見”(“沉默的背景”[2](p. 49)、空白)。“不可見”并非單純的缺乏，而是充盈著的可能性的維度(17)，“可見”僅僅是在這個可能性的背景之下才能實現。關注這兩個維度之間的關聯，正是《世界的散文》的獨特之處。

　　梅洛-龐蒂所用的“間接語言”這個概念正是指語言內部的“不可見”的維度(“場域”)。正如他自己強調的，在“被言說的語言”之中，符號和意義之間的“可見”的、既成的聯結是單一的、明確的，因而是“直接”的;但是，我們可以在“被言說的語言之下、在它的那些被明智地按照完全既定的含義而排列的陳述及聲音之下覺察到一種活動著的或者言說著的語言，……它們按照它們的側面的或間接的含義的要求相聯結、相分離”[2](p. 99、123)。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確實已經逐步超越于克里普克的思路之上。雖然不能說克里普克不關注“表達”的問題，但在他那里，“表達”更多地是指運用和遵循規則的活動，而梅洛-龐蒂關注的則是新規則和新意義的“創造”。更為關鍵的是，如果僅僅從遵循規則的角度來說，“群體性”的檢驗程序似乎就已經是充分必要條件了：只要能夠通過此種檢驗，則可以完成“確證”;反過來，不能通過此種檢驗，則無法實現“確證”。但是，如果問題涉及到的是意義的創造性的“表達”的話，這個標準雖然是必要的，但卻不充分：任何一種新意義的實現固然也必須要在某個群體之中才能實現(" rallier" )，但它自身還需要一個本質性的前提，即語言內部的“不可見”的背景和維度。這一維度是克里普克所沒有深入論述的。

　　梅洛-龐蒂進一步對“不可見”的、“間接”的維度進行了論述：“語言并非首先是某些意義(significations)的符號(signe)，而是根據每一語言的特定的維度區分(différencier)言語鏈的有規律的能力。在某種意義上，語言只與其自身相關。”[3](p. 161、131)因而，比克里普克的問題(對符號和意義之間的某種特定的關聯規則進行“確證”)更為根本的是語言內在的“區分”的運作：" différencier" 也許應被更準確地譯作“差異化”，因為它揭示的正是語言內部的種種“差異”的維度的不斷增殖——不同的“言語鏈”之所以相互分化，正是因為它們遵循的是彼此“差異”的意義規則。換言之，比具體的規則更為根本的是“間接語言”所蘊藏著的豐富的原初意義的空間，正是它衍生出、分化出種種相互差異的規則。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重新審視算法問題。前面已經提到，算法是代表“被言說的語言”的理想形式，它的特征正是在符號和意義之間建立起明確的關聯法則。但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理解這種理想規則在新的情境之中的拓展和運用?一種可能性的解釋是我們在一開始就提到的：在不同的情境之中，那種原初的被明確規定的“意義”是保持不變的。這種解釋已經被證明是不成立的：一方面，根本不存在能夠作為確證基礎的所謂“原初”的意義(任何先天的界定都無法完全遏制無限開放的解釋可能);另一方面，“確證”的條件順序也不是從意義的同一到規則的同一，而恰恰是相反(即前面所說的條件的“顛倒”)。

　　更關鍵的一點是，此種解釋未從“表達”的維度來考察算法(毋寧說它從根本上取消了“表達”的可能性)。正如梅洛—龐蒂非常敏銳地指出的，即使是對于“形式化的數學，我們同樣可以表明其創造性”[2](pp. 143-144)。這就意味著，即使是對于嚴格抽象化、形式化(理想化)的算法，我們仍然可以從“表達的時刻”(“創造”新意義的時刻)來對其進行分析。換言之，不能因為算法被建構為抽象的、完備的形式體系(作為“純粹語言”，它就像是抽離于“活生生”的意義創造之外的純粹“形式”)，我們就可以把它凌駕于一般語言之上，相反，從根本上來說，它的種種規則的產生和拓展仍然是源自“間接語言”的原初空間。

　　在梅洛-龐蒂看來，這種原初空間就是“結構”：“結論并不內在于假設之中：它們只能被預先勾勒(prétracées)在作為開放系統的結構之中，并被納入到我的思維的生成運動(devenir)之中。”[2](pp. 177-178)結論“內在于”假設之中的情形，當然指的是“純粹語言”的解釋，因為同一的“意義”貫穿于從“假設”向“結論”的推演之中。但是，如果從“表達”的角度來看，“意義”自身就不再是(也不可能是)保持同一的，而是不斷變化、“生成”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原初的“結構”自身就已經是處于開放的狀態之中了(18)。概言之，在不同情境之中維持不變的不是某種具體的“規則”，而更應該是此種“不可見”的、“間接”的原初結構，但它之所以能維持不變，恰恰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不斷地“重新肯定”自身(不斷拓展新的意義)(19)，梅洛-龐蒂用“重新結構化”(restructuration)來非常恰切地描述這個動態的過程。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理解《散文》作為從“現象學向結構-后結構主義轉折的契機”[2](“中譯者前言”)(p. 1)的重要地位。《散文》中的探索路線正是從既成的、“可見”的“結構”返歸其背后的“不可見”的、“沉默的”背景和界域，或者說，從對語言的既定意義的分析返歸語言自身的更為豐富的“表達”的維度，而這也直接啟示了20世紀后半葉諸多法國思想家的思索路線(最典型的比如福柯對話語的深刻分析，以及德勒茲對于“意義”的“生成”機制的論述)。這正說明了《散文》和梅洛-龐蒂思想的巨大生命力。

　　注釋：

　　①對于梅洛-龐蒂的語言哲學，楊大春先生在《含混的散文詩學：梅洛-龐蒂與語言問題》(《南京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一文中進行了介紹。本文的重點在于揭示“間接語言”這個概念所隱含著的深刻的理論上的依據。

　　②對本文的論證方式做簡要說明：對“私人語言”的闡釋，我們主要依據的就是《規則》，因而，本文的比較應被理解為在《規則》與《散文》之間作出的(限于篇幅，我們不擬援引《哲學研究》中的相關原文)。當然，如果本文的論證可行的話，這無疑也是提出了一個在梅洛-龐蒂與維特根斯坦之間進行比較的非常有價值的視角。

　　③比如克里普克所舉的" quus" 的例子。當然，我們還可以構造出無限種與" quus" 具有同等效力的算法“規則”。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④這里能夠作為判據的“事實”當然既包括“內在的事實”(inner states)，也同樣包括“外在的事實”(比如奎因所提出的“行為傾向”(disposition))。這里無暇展開克里普克的論證，只需指出以下兩個要點：首先，維特根斯坦并未一開始就取消“內在領域”的合法性，相反，他對“內在狀態”進行了非常詳盡細致的分析;其次，不能把維特根斯坦當作奎因意義上的行為主義者。因為，“外在事實”(“行為”)同樣無法對懷疑論作出有效的回應(尤其參見[1](pp. 22-23)。

　　⑤用克里普克非常敏銳的斷語，這就是一種“條件的顛倒(inversion)”：之前我們從個體的“事實”來確證意義(如果某人具有事實A，則我們可以確證他在遵守規則B)，現在我們則從“群體性的規則”出發來檢驗(test, check)個體。

　　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散文》正是從《知覺現象學》向后期的《可見與不可見》過渡的關鍵性著作。當然，在其之前出版的《符號》(Signe)也處于同樣的過渡階段，但是，無論是對問題的提出、還是對基本思路的表述，《散文》都要比《符號》集中得多也清晰得多。(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符號》中的核心論文《間接的語言和沉默的聲音》在《散文》之中得到了更為清晰的改寫(即《間接語言》一文))。

　　⑦“跳躍”這個詞我們借自《規則》。

　　⑧分號之前的是法文版的頁碼，之后的是中譯本的頁碼。當然，出于行文的統一以及闡釋上的需要，我們的翻譯并沒有完全和中譯本一致(我們僅在不一致之處才標出法文頁碼)。

　　⑨" après coup" ，從法文原意上來說則是" une fois la chose faite, l' événement s' étant déj produit" (《拉魯斯法漢雙解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從語言的角度來說，即，“已經形成”的語言，或，在符號和意義之間已經存在著既定的、被規定的關聯。

　　⑩由此，他也把這兩種語言之間的區別歸結為“一致性”(uniformité)和“表現性”之間的對立[2](p. 50、p. 37)。

　　(11)很明顯，“當下”是一個轉換的樞紐(“語言的力量完全存在于它的現在之中”[2](p. 44))：它承繼了所有“過去”所累積的“既定”的“意義”，但同時又已經蘊涵著向“未來”創生新的意義的契機。(“這一表達系統帶著另一過去的印跡和另一未來的胚芽”[2](p. 39))。

　　(12)從懷疑論的角度來說，這確實是一種“困境”，但是，從新意義創生的角度來說，這絕對是一種根本性的動力和契機。

　　(13)梅洛-龐蒂同樣明確指出這一點：“即使那些相信在事后能夠用一種完全任意的算法來表達那些既有陳述的人，都不會認為這一純粹語言會窮盡另一語言，它的含義會窮盡另一語言的那些含義”[2](p. 16)。

　　(14)看看他提到“被言說的語言”時所用的那些說法就能明白這一點：“所有的人共同利用的這些語詞”([2](p. 11))，“語言共同體成員”([2](p. 23))，“各種符號的含義首先是它們的用法的構型，是由它們而來的人際關系類型”([2](p. 39))，“那些按照使用規則已經被賦予了一種公共含義的語詞”([2](p. 52))，等等。很明顯，從一開始他就已經把“既定”的意義置于“群體”的背景之中了(雖然這個前提在克里普克那里是經過艱難論證才達到的)。

　　(15)正如梅洛-龐蒂所說：“我們對它做不正常的改變是可能的、在任何時刻都始終是可能的。在言語核心中應該存在著某種使它易于產生這些不正常變異的東西。”[2](p. 18)。

　　(16)當然，龐蒂所說的并非一般的、可觀察的肉體，而是“不可觸知的軀體”[2](p. 13)，是“世界之肉”(chair du monde)。

　　(17)“空白但充滿意義，顫動著各種向徑(vecteurs)，其密度就如同大理石一般”[2](p. 100)。

　　(18)“轉向其起點，轉向這個它在其中表達意義(exprime la signification)的結構。這乃是維持算法符號的活躍的(vivante)運動”[2](p. 179、p. 145)(斜體字為法文原文所有)。這當然意味著，即使在算法的情形之中，“意義”也仍然是在時間之中“生成”的，這是其活力的“根源”。

　　(19)雖然這段話之中有著太過濃重的黑格爾的印記，但值得強調的是，梅洛-龐蒂和黑格爾的思索起點是不同的：后者的起點是“有”(“存在”)，但前者很顯然是“生成”。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