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么會成為領跑世界經濟者？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究竟意味著什么？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國經濟現狀，以預測其前景？涵蓋人們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一切物質、精神資料總和的經濟，無疑，與每個人休戚相關。

　　林毅夫新近出版了《中國經濟的前景》和《論中國經濟的發展》，書中通過對中國經濟的詳細解析，描繪了中國經濟的光明前景。

　　「接受新理論有個過程，但真理越辯越明」

　　上觀新聞：您最近出版的《中國經濟的前景》和《論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提到了“新結構經濟學”的概念，在此之前，您也曾多次發表演講、出版多部著作，介紹新結構經濟學理論。什么是新結構經濟學？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院長）：經濟發展是在一個經濟體里由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不斷完善來推動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

　　新結構經濟學以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采用現代經濟學的數理和計量方法，來總結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經驗，提出一個經濟體的各種結構和結構變遷決定因素的新的理論體系。按現代經濟學的命名方式應該取名為“結構經濟學”，但是，為了區別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發展經濟學剛興起時作為第一代發展經濟學的結構主義，故以“新結構經濟學”命名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很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開始追求國家的現代化。當時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普遍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背后肯定有其道理。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只要把闡述發達國家成功道理的理論學會，拿回來應用，就能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也就是抱有一種“西天取經”的心態。

　　但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必然以理論提出時發達國家的產業基礎、技術水平、制度安排、思想理念為暗含前提。在發展中國家，這些前提不一樣。照搬西方理論，難免會“淮南為橘，淮北為枳”。

　　中國需要適合自己的經濟學理論，十九屆五中全會“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這一新論述的提出，將市場“看不見的手”與政府“看得見的手”之間關系的認識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而“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正是新結構經濟學倡導的重要觀點。

　　上觀新聞：一個新的理論提出之后，要說服在舊理論思維下成長起來的人去接受，是很難的。目前，新結構經濟學的接受度如何？還存在什么阻礙？

　　林毅夫：上世紀80年代，轉型是個關鍵詞。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以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從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向市場經濟發展模式轉型。

　　當時國際上盛行的理論是新自由主義，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引進了西方經濟學，所用的教科書就包含了這種理論。蘇聯等東歐國家的轉型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但結果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發展速度比轉型之前還要慢，而且危機發生的頻率更高。

　　中國的轉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我想這是因為中國從一開始就沒有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轉型，而是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漸進雙軌的道路。不過，在這個過程中，也存在很多問題，例如腐敗、收入分配不均等。因此，不少接受了舊理論的人難免一時難以接受從中國自己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新理論。

　　目前，新結構經濟學雖然還屬于星星之火，但已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從2008年至今我先后在國外出版了6本和新結構經濟學有關的專著，得到了11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18次推薦。我想，這是他們對這個理論的一種認可。

　　在轉型國家，波蘭政府把新結構經濟學作為國家發展政策的理論基礎。在非洲，埃塞俄比亞的成功使得新結構經濟學得到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高度重視。就國內而言，我們在清華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等十余所高校建立了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中心，同時還為雄安新區、東北、新疆和田等地做了政策咨詢。

　　我想，一個新的理論替代舊的理論總需要有一個過程，但真理總是越辯越明，我相信只要努力不懈，新結構經濟一定能在國內外獲得越來越多人的認同。

　　「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將會引領全球的新思潮」

　　上觀新聞：過去，我們一直使用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而像新結構經濟學這樣的理論，是否也能反過來推廣到發達國家甚至全球各國？

　　林毅夫：我認為新結構經濟學研究問題的方法和許多觀點是能夠應用到發達國家的。

　　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個前提是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各種結構有系統性的不同。現有的主流理論以發達國家的結構為唯一的結構，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的問題和現象都映射到發達國家的結構平面來討論，是一個二維的理論體系。新結構經濟學則是一個三維的體系，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問題和現象在各自的結構平面上討論，所以，三維的新結構經濟學可以把現有的二維的主流經濟學包括在內，也可以用來討論發達國家的問題。

　　舉個具體的例子，任何發展程度的國家，經濟要發展都需要有不斷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基本上都已經在世界的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只能靠自己。但發展中國家，除了和發達國家一樣可以自己發展新技術、新產業之外，還可以利用和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以引進消化吸收的方式作為創新的來源，到底何種方式好，取決于成本、風險和效益。所以，新結構經濟學的創新理論可以包含主流經濟學的創新理論，但是，主流的創新理論難以包容新結構經濟學的創新理論。

　　再進一步講，新結構經濟學將像我國那樣的已經進入世界前沿的產業分成五種類型，分別討論其創新方式：第一，追趕階段的產業；第二，國際領先型的產業；第三，失掉比較優勢的轉進型產業；第四，新產業革命所帶來的換道超車型的產業；第五，國防安全和經濟安全相關的戰略型產業。其中國際領先型的產業、換道超車型的產業、戰略型產業需要通過自主發明，追趕階段的產業可以利用引進消化吸收作為創新的來源，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則要考慮怎么轉型或退出的問題。發達國家雖然絕大多數的產業是國際領先型，但是，也有一些屬于追趕型、轉進型、換道超車型和戰略型，所以，新結構經濟學的創新理論對于他們同樣適用。

　　上觀新聞：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會逐步向中國轉移嗎？未來，中國的經濟學研究會引領全球的經濟發展嗎？

　　林毅夫：從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歷史來看，18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在英國，做出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不是英國經濟學家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經濟學家；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后，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轉移到美國，做出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不是美國經濟學家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經濟學家。

　　為什么大師級的經濟學家會有這種時空的集中性呢？我想這跟經濟學本身的理論特性有關。經濟學理論無非是一個簡單的邏輯體系，而且是越簡單越好。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理論的重要性就決定于這個理論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現象？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就是重要的現象。

　　工業革命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是世界的經濟中心，英國的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現象；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經濟中心逐漸轉移到美國，美國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美國的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現象。

　　社會科學的理論既然具有時代和地區特征，難免近水樓臺先得月，隨著世界經濟中心從英國轉移到美國，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跟著轉移到美國。根據預測，中國很有可能在2030年前后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到2050年中國占全世界的經濟規模在25%左右，成為世界經濟中最重要的中心。那么，中國的現象自然就是最重要的現象，能夠解釋中國現象的理論自然也是最重要的理論。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必然會產生一批世界級的經濟學家，我相信到時候中國的經濟學研究會引領全球經濟學的理論新思潮。

　　「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來自后來者優勢和“換道超車”」

　　上觀新聞：如今，人們都很關注的話題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已有兩年，如何評估疫情對經濟的影響？

　　林毅夫：這次疫情導致全世界的經濟衰退，甚至比1929年和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導致的經濟衰退更嚴重。

　　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3.3%。我國對疫情防控得當，經濟增長2.3%，是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取得正增長的國家，2021年我國的經濟增長達到8.1%。

　　2022年，發達國家因為疫苗接種普及，可能會出現經濟復蘇，而發展中國家則可能會因為疫苗接種率低還在一波又一波疫情防控的緊張情勢之中。對于我國而言，發達國家因為生產恢復可能對我國的出口依賴減輕，發展中國家則忙于疫情防控，經濟發展受阻，對我國的產品需求也可能疲軟。在外需減弱的情況下，2022年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將主要依靠國內市場和需求。

　　上觀新聞：您提到，中國很有可能在2030年前后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2050年成為世界經濟中最重要的中心，最重要的驅動因素是什么？

　　林毅夫：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因素來自后來者和“換道超車”兩種優勢。我國目前是一個還處于追趕階段的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的人均gdp在2019年時只有美國的22.6%，相當于德國在1946年跟美國的差距水平、日本在1956年跟美國的差距水平、韓國在1985年跟美國的差距水平。

　　那我們看看這個3個國家。德國，從1946年到1962年，16年間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9.4%；日本從1956年到1972年，16年間年均增長9.6%；韓國從1985年到2001年，16年間年均增長9.0%，這3個國家的經濟年增速都在9%及以上。當然，這3個國家那時候沒有人口老齡化問題，人口老齡化最大的影響是勞動力不增長，如果扣除勞動力增長因素，這3個國家的人均gdp增長速度都在8.0%以上，所以，即使我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不增長的情況，從后來者優勢來看，靠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帶來的增長，每年應該有8%的可能。

　　另外，和德國、日本、韓國的追趕比，我國還有新經濟所帶來的“換道超車”優勢，所以，我認為在2035年之前我國每年還有8%的增長潛力，應該有實現6%左右增長的可能。按同樣的方式來分析，我國從2036年到2050年有6%增長的潛力，實現4%左右增長的可能。如果上述預測的增長實現，到2030年，按市場匯率計算，我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到2049年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

　　上觀新聞：人口老齡化問題，會對我國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

　　林毅夫：我國確實已經出現人口老齡化，有些學者和輿論比較悲觀，認為會像日本等出現人口老齡化的國家那樣經濟增長緩慢，但是，到現在為止，出現人口老齡化的國家都已經是發達國家。

　　發達國家長期以來的經濟增長速度是3%左右，其中來自生產力水平提高帶來的人均增長是2%，人口增長是一個1%；人口老齡化，人口不增長，經濟增長率就從3%降為2%左右，自然表現為非常疲軟。

　　如前所述，我國還處于追趕階段，可以挖掘后來者優勢和“換道超車”的優勢。另外，中國目前正在逐步探索延長退休年齡，這有利于增加勞動力供給。而且，勞動力最重要的不是數量，而是質量，中國還可以靠提高教育投入來提高勞動質量。所以，不能不加分析，簡單地把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作為類比，就對我國未來的發展前景感到悲觀。

　　上觀新聞：在未來的經濟發展，尤其是新產業的發展上，中國如何能夠實現“換道超車”？

　　林毅夫：“換道超車型”的產業特征是，產品、技術的研發周期特別短，通常為6—18個月，就有一代新產品和新技術，研發的關鍵投入是人力資本，集中在“人、機器、資源智能互聯”等產業。

　　過去人類歷史經歷了以蒸汽機帶動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以電氣化帶動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信息化帶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現在則進入人、機器、資源智能互聯的第四次工業革命，這類產業的新產品、新技術研發屬于短周期的“換道超車型”，我國在這類產業上和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發達國家經過工業革命以后二三百年的發展和積累，金融、物質資本比我國豐富，但是在人力資本上我國沒有什么劣勢，而且，我國國內市場大，產業配套齊全，在這些產業上，我國和發達國家可以齊頭并進，并且已經有很多成功的典型，像華為、中興、大疆、科大訊飛、阿里、騰訊、百度等。我國在加強教育，形成創新文化的同時，政府可以出臺稅收政策、強化知識產權保護鼓勵創新，各地可以設立孵化基地給有創新能力的人員提供必要的軟硬件，并且通過天使資金、風險投資、創業板等提供資金來支持創新，以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給予我國的“換道超車”機會。

　　「有能力認識世界，才能改造好世界」

　　上觀新聞：您的新書書名為《中國經濟的前景》，能否請您概括，您眼中中國經濟的前景如何？

　　林毅夫：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中國即將跨越中等收入水平，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第二，中國經濟按照即期匯率計算，在2030年左右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名副其實的第一大經濟體；第三，中國在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以后，仍然具有較大的增長潛力，在本世紀中葉可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上觀新聞：您希望讀者在閱讀這兩本書后，對中國經濟有怎樣的了解，對他們的生活產生怎樣的影響？

　　林毅夫：希望這兩本書能為廣大讀者解答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系列問題，尤其是讓讀者更好地了解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由來，認識只有中國進一步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有可能讓世界恢復到一個新的穩定、和平的格局；也只有我們的思想不斷進步，才有可能在變局之際抓住新機遇，駕馭百年未有之變局。

　　同時了解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共同富裕、雙循環、人口老齡化、發展潛力、大國關系等熱點議題，以新結構經濟學思維重新認識中國經濟，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世界意義，并提供一套可供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科學決策的經濟學邏輯，讓每個人有能力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而實現知成一體。